為挽救生命而奔忙

◎撰文／Kim Dong Wook

在投身於骨髓捐贈資料的管理機構後，還要自問怎麼做才能給病患希望。
就這點而言，慈濟不失為一個值得參考及學習的典範。


難忘的成功經驗

我仍記得Chang-Hyon Kim，一位CML病患，於一九九六年來到非親屬移植中心。當時，非親屬移在韓國仍為起步階段，成功率極低；但是，在我們中心是唯一方法。在移植後，他與當時因其肺炎併發症而負責照顧他的護士結婚，現與妻子過著快樂的生活。目前他經營與電腦相關的投資公司，他的太太則在我的移植病房擔任護士長一職，照顧如他先生一般的造血不良病患。

作為本移植中心主任Chun-Choo Kim的學生，我自一九八五年開始造血不良的研究。一九九二年，我開始擔任本中心的教授並已進行約一千八百例各種血液疾病的移植。於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執行韓國第一次的成功非親屬捐者移植，一九九六年完成第一次成功的不相配家族性移植；又在二○○二年，成功地為五十四歲、同時患有肝硬化與CML的病患進行成髓細胞的移植與部分肝移植。截至目前，我們已進行約三百例非親屬移植，約佔韓國非親屬捐者移植的百分之六十。

與慈濟基金會合作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為CML病患成功執行第一次非親屬捐贈移植時，供作非親屬移植的捐髓者資料才約三千筆，故不容易找到適合的捐髓者。一九九八年，韓國與日本達成骨髓資料分享合作協定，才開始向日本尋找捐髓者；唯約有百分之十五的韓國病患仍無法在韓國及日本找到捐者。一九九九年秋天，我訪問慈濟基金會並與慈濟骨髓捐贈中心（TCMDR）的李政道博士見面；TCMDR為亞洲最大的骨髓資料庫。這次的會面，令本中心得以與TCMDR達成骨髓資料的分享與合作計畫。

自二○○○年春天，來自TCMDR的捐髓者參與韓國的四十三例非親屬骨髓移植，其中有二十九例在本中心進行；與TCMDR的合作，成為無法在韓國與日本資料庫找到捐髓者之韓國病患的最大希望。在我們擔任TCMDR在韓國之合作中心的同時，來自TCMDR的高比例骨髓捐贈以及時效的掌握，都是本中心的良好典範。又，與TCMDR的合作，亦可作為亞洲人之人類學研究材料。

特別的取髓經驗

雖然與日本等其他國家，我們有骨髓運送的經驗，但台灣則跟其他國家有些不同。韓國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由於韓國與中共建交而中斷，結果韓國航空公司停飛到台灣的航線，只剩下國泰與泰航每週一次或兩次航班。

離開中正機場然後換乘國內航線。雖然到東台灣花蓮的旅程頗為不適，但來自慈濟志工們的親切協助，令我們得以無礙地完成骨髓運送。即使台灣在夏天常受颱風侵襲，幸好我們運送骨髓的當天天氣都不錯，讓我們得以順利搭機取髓；只有一次遇上巨大的亂流，給了我一次驚險的體驗。

有一次我們要前往花蓮，想不到飛機班次因故取消，我們便與志工搭火車前往；抵達花蓮時已是晚上十點多。當時不懂中文的我們只能忐忑地等待，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下車。

還有一次，國泰航空在香港罷工，下午五點的飛機要到十點才能起飛。此刻的我們急得滿頭大汗，卻因時間太晚而無法請求協助。當我們向國泰提出請求，他們才知道我們的情況，並迅速提供一架二十座的波音飛機，才有驚無險地完成那次的取髓任務。這次的事件成為我們與國泰建立合作協定的契機，讓我們即使在旺季時，若有需要便可變更行程，令我們在取髓行程上更為便利。

值得學習的典範

需要接受非親屬捐者移植的病患，往往急切地等待具有完全相同之HLA驗型的捐者，並且要捐者同意捐贈後才能放下心來。特別是急性白血病病患，在最後移植開始之前是毫無把握的；因為白血病隨時會復發，而病情在配合治療期間有可能惡化。作為一名瞭解此中之種種困難的醫療人員，能體會病人在移植前這段時間的痛苦；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來自資料庫的回覆。

相較於親屬間的移植，非親屬捐者移植對病患而言還有一筆沈重的負擔，需要約美金四萬元以供尋找捐髓者的費用。瞭解病患的種種困難，對於整個治療過程我絲毫不敢怠慢；在投身於醫療及骨髓捐贈資料的管理機構後，還要自問怎麼做才能給病患希望。就這點而言，慈濟不失為一個值得參考及學習的典範。

雖然慈濟位於偏遠的台灣東岸，但每當我訪問慈濟時，其志工及服務系統、惜福愛物的態度、基金會職工的積極奉獻等各方面，總給我深刻的印象，相當值得我們效法。

（本文作者為韓國漢城天主教大學副教授、天主教聖瑪莉醫院生血幹細胞移植中心暨非親屬捐贈移植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