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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台灣．四百年大愛足跡
——傳承與創造
人道精神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展現；
有些一脈相承、亙古不變；有些隨環境流轉、激盪出創意作為。
「慈善台灣•四百年大愛足跡」這本書，
期待和讀者一同回溯台灣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的善德芳蹤。
在感懷與感恩的同時，我們邀請社福及歷史學者，引導我們進一步省思：
延續三、四百年的台灣本土慈善，其核心價值為何？
掌握到這分可貴的價值，而能共同攜手在傳承與創造的路上。
時間╱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地點╱慈濟松山聯絡處
主持人╱盧蕙馨（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座談學者╱（依姓氏筆畫順序）
詹火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教授、前勞委會主委)
蔡漢賢(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教授、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及內政部社會司司長)
戴文鋒(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所長)
萬育維(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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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蕙馨教授：「當傳統儒家慈善觀與西方福利思潮相遇，在台灣產生了另類的福利典範——慈濟，從民間發展出來的志工團體，不斷地創造、開發人性善的資產。」 |
詹火生教授：「當一個人不因名利驅使，義務去助人，這股內心驅動的力量比什麼都重要。慈濟志工不僅限於在台灣本土提供福利，還發展到其他國家去，扮演了典範角色。」 |
蔡漢賢教授：「生命是那樣短促，而人間歷史是那麼長遠，就看我們如何透過短促接觸長遠？如何透過宗教的修養或哲學的認知，不要讓這些人間美善到我們這一代斷掉，甚至要超越更高境界！」 |
戴文鋒教授：「新世紀來臨，期待慈濟引領『儲備式』的慈善事業，從身體延伸到心靈、從物質提升到精神，創造全方位的關懷。」 |
萬育維教授：「台灣，曾經是慈善的受惠國，如今是慈善的輸出國；我們要心存反省、越界學習，達到上求菩提、下化有情的境界。」 |
【渡海移民，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主持人：以慈善志業肇始的慈濟基金會，走過四十年的此刻，我們希望往前追溯四百年，從學術角度檢視台灣歷史發展中，慈善的人文與心靈層次，為台灣本土慈善定位。
我們將要談的，不僅是制度，更是理念與精神。早期台灣人們的慈善作為，形成何種慈善文化特色？如「鄉親土鄉」的慈善基礎，與西方福利思潮、外國宗教人士來台服務，在本質上和作法上有何不同？
隨著時間推移，過去個人行善形態漸轉為組織化，差別在那裏？形態的改變有什麼樣的意涵？
最後我們要來前瞻，因應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台灣慈善關懷的展望與可能。
蔡漢賢：所謂台灣四百年，應該是以明朝鄭成功時期為開始。
當時的「渡海移民」，大概都有兩個共同特色——一是對明朝眷戀的忠義之心，一是開天闢地的勇氣；前者是忠，後者是情。
移民到一個新地方，在惡劣渾沌的環境下，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所以一定要互助——以有濟無、安危與共；中華文化中所謂「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有無相待」的精神因此展現。升斗小民為了生存，自然形成一股生命共同體。
孔子講「仁愛」，「仁」為「二人」——有自己也有別人。生活有點弱的，那怕是先自己才有別人，但總也是「心中有人」。在這樣的儒家文化薰陶下，多數人當能力所及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當自己不幸時，至少先獨善其身，而後再說兼善天下。
中華文化有所謂「滴水之恩，報以湧泉」的回饋精神；而且「我飢，也想到別人飢；我弱，想到別人弱」——這樣的「移情、換位」，已經具備了社會工作的精神。衍生出來的意義即是：人人可以做好人、時時可以做好事。
西方也是一樣。社會工作旨在助人、自助，幫助別人但也鼓勵人奮起自立，並非永遠無限制的幫助。與東方「仁愛」文化形成的助人觀念，並不衝突。
【出於自主性與自發性的慈善】
戴文鋒：的確，西方強調社會福利是國家不應拋棄的責任，否則將造成社會問題。而台灣的慈善事業精神起於儒家思想，即使經過歷代興衰、動亂，儒家思維仍然在人心中保有著；重視的是「人」最基本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說，政府要讓人民足以「養生」、「送死」。
清領時期，官府會請專人掩埋無名屍，而社會上也有很多善心人捐土地、捐棺木，讓人完成最後大事。當時台灣「義塚」數量，遠超過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原因是清廷早期禁止移民攜眷渡台，來台墾荒者都是個別性，沒有宗祠，無法像中國大陸發揮宗族力量——例如義田，一旦家族中有人生活困難或無法升學、埋葬，就以義田的收租來幫助他。
早期台灣移民為了生存，確實相當辛苦。日本人曾針對世界各地的問候語作了研究，發現最有趣的地方是台灣。日本人問候語是：「今天過得怎樣？」北京話是：「你好嗎？」美國人說：「How
are you？」只有台灣人無論什麼時候見面，第一句話都是：「吃飽無？」
這是長年來累積的結果。移民到台灣的人，很多在原鄉沒有田地、恆產，為了求生存而來到異鄉開墾；除了要面對毒蛇猛獸、瘴癘之氣，還有族群械鬥。環境惡劣、三餐不濟，有了這一餐，不知道下一餐在那裏，所以才會出現「吃飽無？」這麼特別的問候語。
詹火生：國家提供的福利措施，不見得能解決一切問題，往往還是需要民間力量來解決。相對於西方福利強調國家的角色，台灣則著重在民間的自主性與自發性。
早期台灣的慈善機構，多由西方傳教士創制，透過行醫、濟貧來宣揚宗教。而台灣本土的慈善，多能跨越宗教與地理疆域，去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從清領、日治到現在，台灣民間福利發展非常蓬勃，包括宗教、非宗教，大大小小的社福團體非常普遍。慈濟是其一，路竹會、嘉邑行善團也是。像慈濟雖是一個由出家修行者創辦的宗教團體，卻沒有強調宗教的儀式，著重的是行為與價值的潛移默化。
當一個人不因名利驅使，自願去助人，這股內心驅動的力量比什麼都重要，這不是「制度」所能提供的。就算有制度，人心若沒有這股理念、信仰的驅動，制度還是會垮掉。
主持人：台灣本土的慈善經驗，源自於移民社會的背景。今日社會雖已不同以往，可是有些精神特質卻延續下來——蔡教授提到儒家的文化傳統是「人人皆可助人、助人也是自助」；詹教授說，台灣民間的力量豐沛，而且潛力很大，台灣的慈善存在人與人間，而不是倚靠外在的「制度」，否則將流於工具化，忽略了是「人」在行善。台灣的慈善觀包括慈濟經驗，比較貼近儒家，是一種「潛移默化」。
【溫情、倫理，補制度的冷酷與不足】
蔡漢賢：台灣本土慈善講的是「鄉親土親」，宗教的慈善力量不容小覷，特別是佛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唐《會要》一書中提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意思是宗教雖然名稱各異，但基本精神都是「有所宗，以教民，有所本，以化民」。所以宗教不僅發揮慈善功能，更是人心的教化，讓我們更懂得包容與謙虛。
西方強調權利與義務，因此發展出來的是「人權宣言」；東方較著重「倫理」，所以發展出來的是人間的情愛。要說那一個好？端視當時的社會形態。若在亂世，可能法治重要；若是在承平社會，該重視的是親情。
中國人的情義，超越一般的社會價值觀，可能是西方人想不通的。看看最近報紙刊登「一碗麵」的故事——一家七口，母親癌末，孩子們合吃一碗麵，吃了兩口之後，問老闆可否打包讓他們帶回去給爸媽吃？
這碗麵，讓我們看到無限的親情延伸。也讓我們思考：如果情境換成在西方社會，孩子們吃這碗麵時心裏想的就不是這樣了！而是——這一份是我該得的，我依法應該享有低收入戶保障，也要幫父母申請……同樣是一碗麵，吃起來的感受就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說，制度是僵硬的、冷酷的，「平等」卻不一定代表「正義」。以政府低收入戶補助來看，如果規定每個人都拿一樣多的錢，看起來很公平；事實上，那位朋友可能只是窮，我是窮而老，另外還有一位窮而老而病，表面是平等了，但絕對不公正。
又以殘障福利來說，如何認定才公平？或許有人認為盲人最苦，或者有人認為聾人所受的苦比其他殘障者來得少；如果要問那一種殘障者的家人最苦？答案可能是智障者……
因此，必然要從這些差別中分出等級：一級、二級、三級、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或是換個名稱：生活照顧、生活輔導等。總之，慢慢發展出個案管理等工作方法，不再一視同仁。
宗教的溫情、人間的倫理，可以補冷酷制度的不足。我想這是為什麼我們要有更多的宗教教義隱含在社會福利當中；如果硬梆梆地講福利制度，就失去了這分可貴的親情溫暖。
主持人：移民社會人文特色在於鄉親土親、相互照護。慈濟也是，證嚴上人的慈善精神和訴求，即是回歸到舊社會的人情——鄰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們就盡量去做、持續關懷。這種充滿人文情懷的陪伴，直到今天還是持續不斷。
現代社會結構轉型，我們應關注如何繼續提倡「鄉親土親」的人文情懷。
詹火生：除了「血緣」關係，台灣非常重視「地緣」關係。人的活動往外擴張，影響力也從家庭、家族到異地的同鄉。嘉義鄉親移民到台中，有困難找誰？一定找與他同鄉的那些人；當我們到了外國，與同樣來自台灣的人總是比較親。這種地緣觀念、同鄉的影響力，是很自然的。
相較於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明，台灣的宗教信仰並不強烈，且不固定於某一種宗教，傾向於「泛宗教」——宗教理念貫串在生活每一個部分。即使在工業化之後的台灣社會，宗教信仰的力量仍是存在著。
以佛教為例，就我的觀察，教徒強調從「心」出發，而不是從「儀式主義」出發，從一個很簡單的生活方式做起。像很多人吃素，不完全是宗教的理由，可能是內心有一種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或許和佛教「不殺生」的理念、或與健康觀念相結合。
戴文鋒：台灣四百年歷史中，清領時期從一六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佔了兩百一十二年。這時期很多社會問題，都與清廷「禁止攜眷」的移民限制有關。
台灣有一種廟非常特殊，叫作「有應公廟」。據日本政府與內政部的統計，台灣廟宇以祭拜王爺的最多，第二名是媽祖，第三名是觀音。但如果把土地公、有應公算進去，這兩種廟應分佔第一、二名。
有應公廟為什麼那麼多？因為清代很多單身移民——「羅漢腳」到台灣，往生後沒有家族為其埋葬，成了「路旁屍」，由善心人幫他們下葬；集中起來立一個墓碑，墓碑上就寫四個字：萬善同歸。
中國傳統喪葬觀念認為，人死後一定要有後嗣來祭拜，否則會變成孤魂野鬼。人們或是因為好心、或是因為害怕鬼怪作祟造成五穀不豐、風雨不調或瘟疫，因此在這些「萬善同歸」的墓碑蓋廟祭拜他們。光是清領時期，就蓋了超過數萬間有應公廟。好心人不在墓碑上署名，而是刻上「種德善人」；「種德」意即積德、植福，也是「為善不欲人知」。
面對社會問題，社會自然會產生應對的方法。
例如早年移民生活窮苦，因此發展出「孝子會」、「父母會」或「白衣會」的喪葬互助制度；一個村或一個里，每戶每年繳一筆錢，集合起來供有需要的人家緊急用度。例如家中有人往生，就從會裏提出錢來安葬，其他人會做棺木的就做棺木，會刻墓碑的就刻墓碑，或做苦力抬棺木。
台灣現在幾乎已不見這種互助組織。倒是慈濟在急難救助進行時，會關照到這一部分，除了安慰罹難者家屬，還會幫忙處理後事、助念給予祝福。
日治時期也有其社會問題。例如清代婦女普遍纏足，當時人們認為不纏足的女人是沒有文明的，只有丫鬟、婢女才不纏足。日本治台後認為這是很嚴重問題，「解放纏足」是他們重要的社會措施。
那麼今天的社會問題是什麼呢？我們除了要了解現今社會問題，還需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麼問題，進而提供符合未來時代需求的社會關懷。也就是說，除了「傳承」，「創造」也很重要。
主持人：不論是否出於對鬼神的敬畏，我們還是從義塚、有應公廟，看到了宗教信仰和人文情懷——不論生活多艱難，自家人幫助自家人、鄰里互助從「生」照顧到「死」。
我們體察到，要將移民社會的傳統、儒家的精神，結合鄉親土親的生態，台灣的社會福利才不會失根。
慈濟草創時期的濟貧工作，除了有濟助金、致贈衣物、義診，也曾為貧窮無力辦葬的人家備置棺木；當時作為徵信之用的《慈濟》月刊，就有「施棺」的紀錄可查。但現在已經沒有「施棺」了，因為社會不需要了。不過，時代在變化，慈濟「社區化」的精神和經驗不變，深耕於社區人際脈絡。
以上這些都是前人塑造出來的台灣慈善文化特色、人情傳統。我們不但要傳承，而且要開展延續。
【從「取」到「捨」，從掠奪到貢獻】
詹火生：西方福利制度非常強調「權利」的觀念，把福利當作基本的人權——每個人都有從這裏「取」、「拿」的權利。然而，當過分強調人權，會忽略了每個人應該要「付出」的部分。最後發現在「予」跟「取」之間出現了問題。
慈濟人講「慈悲喜捨」，字面上很簡單，其實隱含了非常深的意境。有句話說：「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別人幫你，你不要忘記；你去幫別人，不要老記在心裏。「捨」，是無私的，「捨」就是大愛。
這分慈善關懷精神，深藏在台灣社會底層，活絡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在我小時候，每逢新年都要到附近的土地公廟拜拜，然後拿個「紅龜」回家，第二年要加倍奉還。這個觀念是——當我有了能力，就要給出更多，而不是拿多少、還多少的「對等」。
「對等」，是西方國家現代福利的觀念，法律賦予人「取」的權利，制度強調「給」跟「予」之間權利義務相對等原則。但當我們把這套福利制度移植到台灣，卻變得大家都想去「取」。
我認為，台灣慈善的思想內涵是「捨」，其實踐是——我拿了以後，將來有能力，要付出更多。現在社會上很多慈善團體都抱持此種核心價值行善；如何強化、支持這種精神，是未來台灣民間慈善可以著力的地方。
戴文鋒：我非常同意詹教授所提出的一個概念——「捨」。以前我們到廟裏拜拜，拿兩個「紅龜」回家，隔年要還雙倍，也就是四個，別人也會這麼做。所以如果今年廟裏有四百個紅龜，明年就會有八百個，這八百個不是廟方做的，而是民間還願回去的，後年則累積到一千六百個，會愈來愈多。
但是後來人們比較趨向功利主義。例如祈求添丁，結果生的是女兒，願望沒有實現，就說這個廟不靈，紅龜就不還回去了。廟方管理員便把沒有還紅龜的人的名字，寫在紅紙上貼在牆壁，讓鄉里的人知道某人今年沒有來還，讓他不好意思；這就是民間俗稱的「龜爬上壁」。講的是「加倍付出」的概念。
蔡漢賢：西方人重視人文科學、對心理學研究很深入，因此台灣社會工作的方法學上，採用西方研究成果，是無庸置疑的；但在精神內涵上，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管子〈牧民篇〉裏面講到，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予為取」——也就是說，你要民眾給什麼，就應該先給民眾什麼。孔子講「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嘉惠於人對我無損，甚至愈給愈多，任勞任怨、心甘情願。
有的宗教說「慈悲喜捨」，有的宗教說「施比受更有福」；萬流歸宗，全是把「掠奪」的心態轉變成「貢獻」的心態。這才是真正「助人的事業、奉獻的志業」能夠成功的因素。
我們講社會福利政策，簡化一點講，不外兩個字——一是「均」，一是「親」。「均」，就是財富分配合理；「親」，就是人際關係更親一點。
然而在現代制度底下，人心貪婪難避。所以轉個方向，譬如透過「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集思廣義、以民主的機制來運作，結合集體的力量眾志成城，推動福利工作、促使社會進步。
不可否認，民主政治讓我們付了代價，選票效應扭曲了所謂真正的福利思維。政客為了選票，勢必要跟選民交換條件，福利措施就不得不立竿見影，所以開出的支票只有短期、沒有長期的，只有一時、沒有長遠的。
生命是那樣短促，而人間歷史是那麼長遠，就看我們如何透過短促接觸長遠？如何透過宗教的修養或哲學的認知，不要讓這些人間美善到我們這一代斷掉；反而要超越到更高的境界！
【從個人到組織化行善】
主持人：現代與傳統不同的地方，大概是以前是訴諸文化情懷的個人慈善，現在則多是透過組織行善。而這種新的作為、形態，也是一種人跟人之間的襟懷，可以普遍延續下去的精神。
戴文鋒：過去的個人行善與現今組織化有什麼不同？簡單來講，是能夠發揮的力量不同。
我們知道早期像施乾「愛愛寮」，救濟、教育乞丐，相當了不起，但力量也就只能這樣；好心的商人辦「育嬰堂」收容棄嬰，收容的人數也很有限。到了今日，各種慈善組織的出現，例如行遍世界的慈濟，所發揮出來的影響力就非常大。
根據媒體報導，台灣一年捐作公益的錢非常龐大，達到四百三十五億元——平均一天超過一億。當然這是集合許多人的愛心在裏面，還包括統一發票中獎捐出來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很多壞的行為也走向組織化。新聞披露一個洗錢集團從民國八十九年到現在，經手一千七百億元，算一算平均每年三、四百億。兩種不同的行為都是靠組織化，所以組織化是一個很大的力量；看要往善的方向，還是要往另外一條道路。
詹火生：台灣傳統的行善濟助方式，依繫著血緣和地緣關係，在現代社會底層其實還存在著；只是由於社會變遷，同一代人搬遷好幾個地方，所以要依賴地緣為網路的福利方式，恐怕不再那麼有效，因而慢慢轉向有組織的方式。
我認為，福利的本質應該是「人性」——慈悲、喜捨、以人為本。政府不要扮演過大的角色，社會福利應該去政治化；因為政治隨時會轉變，而「人性」萬變不離其宗。
因此在我看來，未來台灣社會福利發展應有兩個方向——
第一，民間福利力量的擴大。民間才是社會福利最基本的核心，不能光靠政府；一旦全靠政府，就會變成結構化、政治化、去人性化——強調「取」的制度，大家想去爭取，沒拿到就是吃虧。這會把人性扭曲掉。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提出，西方幾百年的福利發展到最後，還是要從「人」的核心價值去思考。未來的發展趨勢，一定是回歸到民間的發心、發願。懂得「捨」這樣的一個價值，才是支持民間慈善福利永續發展的一個主流；國家並不能扮演一個主要供給者的角色。
第二，回歸家庭。現今家庭結構變遷太多，為什麼還要回到家庭？因為，家庭的愛只有「給」。父母對子女的愛只有「給」，不會想要「取」，這才是一個家庭、也是社會底層最重要的價值。
現在福利太制度化的結果，強調彼此的權利——我要拿多少是我的權利。會忽略自己應「給」的部分。社會不斷強化這種觀念，報紙登的全球幾個首富，讓年輕人覺得有為者亦若是，一直想「取」；可是忽略了應該「捨」。
不過幸好，我們也常在媒體上看到，不論是在台灣或遠在某一個國家發生災難事故時，第一個到現場關心的就是穿慈濟制服的志工；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奉獻付出，我常常很受感動。「奉獻付出」說起來容易，但要做得到，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詹教授提出來的就是一個民間的活力，這是無量的。所以我們不要忽略了每個人都可以去幫助其他人。慈濟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不斷在創造、開發人性的資產，促發他們去發揮出來；而不是在壟斷，這一點是很大的區別。
詹火生：由於過去我們深受西方福利制度的影響，把西方的制度與作法全部移植到台灣來；卻把台灣原本就存在於社會底層的福利觀念給忽略掉了。
能夠把過去四百年來，在台灣社會發光的慈善個人與慈善機構，做有系統的整理，慈濟是第一個。
至於未來發展，慈濟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典範作用，我稱之為「另類的台灣經驗」——從民間發展出來、有組織的福利形態，不僅限於台灣本土提供福利，還發展到其他國家去。
蔡漢賢：接續詹老師講到「回到家庭」的概念。家是避風港、家庭有溫暖；所以剛開始政府的福利、保護政策原則是——沒有家的人要給他一個家；家裏有矛盾衝突而不和暢的，要給他一個安全的家。於是，愛國軍人沒有家，給他「榮譽國民之家」；窮苦人沒有家，給他「仁愛之家」；被遺棄的小孩子，也有「兒童之家」。慢慢地從一個基點開始推展到社區。
我們講「飢有食、寒有衣、病有藥」，古時候就有所謂冬夏發衣服的社會救濟，還有到「藥王殿」裏求藥籤，不論是頭痛、肚子痛、腳痛，抽到什麼就去領那一種藥。現在呢，台灣進步到有全民健保。
除了食衣住行基本生活的保障，我們的死亡也改變了！宋朝有「漏澤園」，其實是公墓，這個名稱取得多好——就是被國家的福澤漏了，所以政府來為你處理身後事。
不論談到多麼崇高的理想，都要從面對貧窮開始——能不能防貧？能不能救貧？能不能脫貧？歐洲國家的濟貧措施，是跟你訂契約——我貧窮到什麼狀況、我計畫如何脫貧、國家給我多少獎勵？給我貸款多少？我計畫何時償還？
我何嘗不是流汗、流淚水，才換得眼下的安穩生活；你什麼都不做，如何教我伸援你！所以像契約形式的濟貧結果，是所謂立足點的平等。
我想台灣值得開拓的空間很多，那怕千里之行，總得發出第一步。
【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關懷】
戴文鋒：未來台灣社會慈善關懷，應該包含那些面向？我認為，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少把心靈重新去做一個思索，讓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個機器，每天就讓機器在那邊運轉。應該要停下來好好想一想：一輩子走到這兒了，未來的目標在那兒？人活著最大的意義在那裏？
社會的自殺率很高，大家的精神壓力都很大；在可預見的將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精神壓力、精神疾病，會愈來愈嚴重。
在九二一震災後，許多民眾產生「壓力後創傷症候群」，慈濟志工救濟、慰問心靈工作做得非常多。但在心理問題發生之前，我稱之為「儲備式」或「預防式」的慈善事業，期待像慈濟這類的慈善機構，有專門的志工投入，幫助人們提升精神層面，使心理問題的發生機率降到最低。
蔡漢賢：過去慈善談的多半是人的生存權，我認為將要跨入一個新境界——死亡權的重視。
我看過新聞報導，慈濟曾經在十八個小時內，突破種種天候、交通困難，把骨髓親送到大陸蘇州，給素昧平生的病患進行移植。慈濟提倡捐器官、捐角膜、捐骨髓，我覺得將生命的意境發揮得更高了。
至於「死亡權」，牽涉到安寧療護、善終關懷，可以透過宗教來作諮商，超越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真正探討生命意境。
政府跟民間，能不能並肩？能不能公設民營？能不能委託代辦？如果兩方都不行，那就是方法跟制度的問題。看看現在兒婦的保護、家庭暴力的防治，從申訴專線到暴行的傷害檢驗，正是政府與民間力量的結合。
詹火生：展望台灣福利發展，我有兩點想法——
一，福利制度不該只是一個架構，而應該有它的價值、理念及信仰，否則制度無法永續發展。
台灣福利制度應該是一種「喜捨」精神，從數百年前的瘴癘之地到今日的現代社會，民間的愛心力量不曾消失過。以「一碗麵」事件為例，社會大眾慷慨捐輸，家長說不要再捐款了，請捐給其他更需要的人。讓人很感動，這就是「喜捨」精神的延伸。
國父中山先生講過一句話：「有信仰才會產生力量。」慈濟就是一個信仰，因此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量。我們應該學習志工的精神，把「捨」的精神發揚光大，不要只想著要「得」。
二，政府應該鼓勵、善用民間的力量。
透過人們彼此互助、喜捨的精神，發揮社會福利功能；而不是國家什麼都做，泛政治化的結果，會扭曲福利的本質跟精神。
慈濟以及其他民間福利組織的精神，真的可以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台灣一個非常特殊、值得肯定的文化。
【越界反省，重新出發】
萬育維：我想以「越界反省，重新出發」這八個字，作為這場座談的結束。
越界，跨越一個界限。這個界限可能是——從過去到現在；從傳統「心中有人」到現在「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從早期的「捨」到現在的「回報、回向、還願」；從以前的社會問題到新興的社會問題；從一個人的努力，到集體的成就。
我們也比較了東西方對於「人」的不同看法、福利制度的出發點不同，以及每個慈善事業的立足點不同……我們跨越了好多界限進行反省。
在這樣的越界反省當中，我想歸納出三個重點——
第一要反省的是：要權利還是自立？
我們希望制度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可是我們更希望慈善宗教的教化，帶動每一個人都能自立。相信在未來，自立和慈善絕對是兩股同時並存的力量，不可偏廢。
第二要反省的是：怎麼樣重新把「捨」的價值發揚光大？
無論是戴教授談到的「還願」，蔡教授談到的「報答」、「報恩」，或者佛教講的「回向」，或者我們一般人講的「吃人一口還人一斗」——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美好的德行；如何從「報」到「捨」，是我們要反省的。
第三要反省的是：對於新興社會問題的洞察，在作法及態度上，如何適切因應？
有了這些反省，我們才能進展到下一步——重新出發。
第一個出發點——慈善組織的運作、管理和決策，是否立基於資訊為基礎的理性判斷？
慈善的根本源自「貧窮」——雖然現在台灣國民所得這麼高了，也有很多人捐款，貧窮卻一直存在著，貧窮如何被包裝在新的社會問題中？值得我們關切。
第二個出發點——如何能給得更細緻、更柔軟？受得更自在、更實用？
如果早年台灣是移民社會，那四百年後的今天，面對新的移民社會，我們有沒有感同身受？有沒有同樣的經驗傳承來幫助新移民過得比較快樂、自尊與自在？
第三個出發點——慈善的「為」與「不為」，是否跟得上新時代的需求和新興的社會問題？
空虛、寂寞、憂慮與孤單種種心靈、精神、情緒問題，已經超出過去傳統的範圍，卻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勢必要面對、解決的問題。如何提升人類精神及文化層面？值得關注與努力。
數百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上慈善的心念與多元且豐富的行動，滋潤著困苦失依的人；從歷史軌跡中一再見證，這跨越文化、宗教、膚色的人間大愛。
台灣這塊土地，曾經是慈善的受惠國，如今是慈善的輸出國，因此更有理由和義務從宏觀面、操作面和人與人的情感面，去思考上述三個大智慧的問題。
如何給？給誰？給什麼？什麼時候給？一直是慈善事業中的大哉問；畢竟理念實踐是最難的部分，但是如果心存反省、越界學習，就能達到上求菩提、下化有情的境界。
「越界反省，重新出發」，希望為台灣四百年慈善，創造出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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