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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印尼
◎撰文/葉琦玲 攝影/郭以德

一座位在印尼雅加達、由華人所經營的商場
於去年五月一場暴動中被破壞殆盡
時隔八個月,許多華人仍然對暴亂心有餘悸
然而,這場印尼華人與當地人間的歷史宿怨
恐怕非一朝一夕所能消弭化解……

在島嶼成長的我,從未見識過不同種族之間劍拔弩張的緊懸氣氛,也未曾經驗因為本身難以改變的膚色深淺或是臉孔相貌,而遭到周遭人的排斥與怨恨;如果,生命原就存在許多無奈,在我從印尼返台後,有了更深切的體會。

一九九七年九月,我以旅行者的行腳,孑然一身地踏上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的土地。這個大城市有數不清的銀行和嶄新的建築大樓,而如貧民窟般的木造矮房,不安分地擠身其間,宛若想在這堛妨驤怮嶀@片生存空間。

暗巷內小吃攤破舊的遮陽帆布在風中拍打,一旁眼神茫然、看起來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坐在小吃攤前,抽著煙看著眼前的行人;印尼煙的丁香味,混雜在黃昏堣j街小巷徐徐升起的沙嗲烤肉煙霧之中。

是乾季的盡頭,仍然不見一絲雨水的蹤影,晴空中高掛的驕陽依舊炙熱曬人,我風塵僕僕地來到茂物(Bogor)一間中國廟宇。朱紅的院門內是一座寬廣的中庭,栽植著數棵榕樹,鼻內聞觸一股香的味道,視覺與味覺的綜合感受,將我帶回家鄉的童年記憶堙C總是在這樣溫暖的夜晚,與父母到廟媟q奉神明,迢迢消逝的景象,而今卻在異鄉重現。

在家偷偷學華語

往媄銗普q,大殿正中央供奉的是土地公,抬頭一看,被香燻黑的木頭匾額上,寫著大大的三個字「福德廟」。

「你們講中文嗎?」我鼓起勇氣一試。

「有什麼事?」賣金紙櫃台後的少婦問道。此時我已在印尼獨自旅行半個月,並深入爪哇(Java)島西部海岸的一個原始村落,過著與外界隔離的單純生活,因此,面對這些記憶中熟悉的景物,一股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汩汩湧上心頭。

少婦告訴我,她的爸爸是這間廟的廟祝,前幾個月去逝,臨終前交待她接管此廟的工作。「妳的華語在哪媥ヰ滿H在學校嗎?」我好奇地問。「是我爸爸教我的,」少婦答道:「印尼以前有華文學校,可是都在六十年代被政府關了!」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把學校關了,要學中文的話只能在家堸蔑蝨ョC」

我對少婦的回答半信半疑,因為她對華校關閉的原因說不出個所以然。我想,這個國家雖然貧富懸殊,人民至少還擁有遷徙及言論自由,且聽說許多政府權貴是華人,又怎麼會專制地禁止華語呢?

在日惹(Yogyakarta)古城巧遇一位中年雜貨店商人,證實了少婦的那段談話。

五十多歲的余老闆,父親是在荷蘭統治印尼時,由廣東梅縣來此找工作,從此便定居下來。但是他們起初並非真的有意在印尼落地生根,還時常與中國的親戚聯絡,可惜中國的局勢一直未曾好轉,所以只好在這塊別人的土地居住至今。

何處才是安居之處

「我在印尼出生、成長,小時候念的是華校,可惜後來學校全被政府給關起來!」余老闆因為看到我帽子上繡有中文字,主動以中文和我聊起來。

我問及印尼政府關閉華校的主因,他嘆口氣答道:「一九六五年的九三革命失敗後,政府要抓革命的共產黨,因為中國大陸是共產黨,所以很多印尼華人無辜被殺,華校也被迫關閉,我的姪子、姪女當時參加一個華人團體,團體成員很多被抓,我們趕緊將他們送回大陸!」

「那個團體跟共產黨有關嗎?」

他所描繪的時代,與清末民初似乎有些類似,政府忙著抓亂黨,不管你是或不是,寧可錯抓一百,不可錯放一人。

「根本沒有!」余老闆神情激烈,隔了半晌,又嘆口氣:「他們回中國後也生活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時被戴高帽遊街,紅衛兵說你們華僑是一文不值,在國外生活不下去才回來!」

生活在思想與信仰互相衝突的亂世中,故鄉人將你看成華僑,印尼人將你視為中國人,到底這世界有哪個地方可以讓人安居?「我有三個小孩在美國念書,老大今年夏天剛畢業,等找到工作後就會接我們去美國。」他苦笑著說:「還是你們台灣好,我們住在這堿O寄人籬下,華人只能在都市開店,鄉下則不能,申請開店時,政府官員又是處處刁難,要花很多錢買通他們,才不會一直來找麻煩!」

是華人?還是印尼人?

然而,當思考人生之路在何方時,許多未曾遭遇迫害的華人年輕一代,因為不會講華語,反而對此地有更多的認同。

平靜無波的巴里(Bali)島,對黃忠義而言,這堿O他的家也是他重拾信心之地。經營西藥房的黃忠義用英文夾雜閩南語說:「我的祖先是福建人。

談到華人在印尼的處境,他壓低聲音道:「其實華人在這婸P印尼人相處有問題,可是大家都不敢談。」

「為什麼呢?」

「就是不敢談!當地印尼人並不喜歡華人,可能因為妒忌吧!全印尼最有錢的人是華人,還有很多富翁也是華人。」

一如許多印尼華僑子弟,黃忠義在十八歲時就被父親送到德國念書,他學成後在德國住了十八年,最後,仍然無法忍受當地的種族歧視而搬回印尼。

「在印尼,我是個中產階級,開了兩間西藥房,自己當老闆、雇員工,為什麼要留在處處低人一等的德國呢?」他說道。

在德國會有身分不等的問題,在印尼又是如何呢?

「你覺得自己是華人,還是印尼人?」我問。「印尼人!」他斬釘截鐵地回答。

雖然如此,黃忠義的生活堣斯M存在難以解釋的種族情結,他的朋友也多為華人,「我做生意用的還是華文名字,為什麼呢?當我一通電話打到泗水去叫貨,如果報印尼名字,沒有人知道我是誰;如果說我是黃忠義,大家馬上明白是自個兒人,出貨也比較快!」

數代移居印尼的華人,已經在那婼s織出一張攻堅不破的商業網,或是將本地人排除在外,或是將當地的經濟金融資源壟斷,也不能避免地累積了一定程度的民怨。難怪每當印尼經濟動盪不安,華人就成為政府的代罪羔羊,移轉民怨的靶矢。

排華情緒日漸擴增

回顧印尼的近代史,排華暴動已經不是第一次。一九六五年,毛澤東自中國策畫印尼共產黨政變,欲取代當時的蘇卡諾(Sukarno)總統,將印尼變為第二個柬埔寨。政變失敗後,印尼政府到處捕殺當地的華人,據資料估計,有五十萬印尼華人在此事件中喪生。

似乎從這次事件後,印尼人不再信任華人。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政府將印尼船員判刑,引起泗水(Surabaja)的排華暴動;一九七○年,一名蘇拉維西(Sulawesi)的華人,由於對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語出不敬,導致當地的反華行動;一九七三年八月,爪哇萬隆(Bandoeng)亦發生排華暴動;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出訪印尼,也引起印尼人的民族意識高漲,從反日示威演變成排華暴動。

八○年代的印尼,排華運動由過去的零星事件,逐漸被有心人士用來擴張成攻勢性的大型暴亂,且愈演愈烈。一九八○年,在爪哇梭羅(Solo)的一名華人與一個印尼中學生,因騎腳踏車互撞而發生口角,當地華人商店立即遭到攻擊,當時謠言四散,加重了排華情緒,使得暴動一路蔓延到三寶瓏(Samarang),引起全國性的騷動,數十人傷亡。

一九八二年,印尼政府將「排華」歸咎於華人本身無法與當地人融合,宗教事務部甚至頒令,禁止華人基督教教堂使用華語傳道。

此舉除了引發華僑的不滿,並沒有制止排華運動的壯大。同年年底,今名烏將潘丹(Ujung Pandang)的蘇拉維西首府──望加錫(Makassar),謠傳有一名少女被華人所殺,二十多家華裔商店遭焚毀;一九八三年,松巴窪(Soembawa)島發生排華暴動,數十間華商被劫;一九八四年,雅加達發生排華暴亂,死傷數十人;一九八六年,泗水一名華人虐待女佣的消息傳出,引起當地長達數周的排華暴動。

仔細來看,排華暴動的時間愈來愈長,並從過去的示威轉變為全面性的華人商店劫掠,然後放火燒掉證據的模式;再客觀地思考,此暴力趨向似乎有下層社會無法忍受中上階級長期剝削,而爆發反抗行動的意味。

華人與印尼人的衝突點到底在哪堙H他們之間究竟有何難以化解的仇恨?

民不聊生助長暴力相向

我搭乘海輪來到烏將潘丹,這埵b一個多月前的中秋節,發生為期一周的排華暴動,傷亡慘重。我以為在這傷口尚未復原,傷疤仍似猶新的地方,可以找到我欲尋得的答案。

走出碼頭,炎熱的太陽頂在頭上,沿著蘇拉維西街前行,這碼頭附近的街區,舊稱唐人街,四、五萬個印尼華人曾在此經營商店、酒吧、舞廳及旅館等行業。而今,長街豔陽依舊,繁華已逝,只剩滿目瘡痍的景象,散發著荒涼的落寞氣氛。當地印尼人在殘破的廢瓦斷垣之間,擺起賣麵食、雜貨的小攤子。

在蘇拉維西街上一所華人會館工作的陳老先生,對印華之間的未來發展十分悲觀,他得知我一人在印尼旅行,擔憂地叮囑著:「今天晚上有足球賽,印尼人會很瘋狂,輸了不知道會不會亂丟石頭,妳晚上不要出去!」

在我的詢問下,他講起暴動的由來。在今年中秋前夕,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華人男子,和一位信奉回教的印尼女孩吵架,男子幻想女孩要加害於他,就拿出刀子將女孩殺死,光天化日下目睹此一慘劇的印尼人,立刻圍了上來將男子圍毆致死。之後卻謠傳這名華人被送到醫院救活,忿怒的民眾開始向華人商店攻擊、搶劫商品,剛好又碰到印尼乾旱、民不聊生的時節,許多人特別自外地趕來,加入打劫放火的行列。據估計,望加錫有半數的華人商店,在這場暴動中被焚毀,數十人傷亡。

雖然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印尼人,都對訴諸暴力的行為茍同。

我在烏將潘丹居住在由經營的民宿旅館中,值夜班的印尼櫃台是當地的大學生,家在雅加達附近。他心有餘悸地告訴我:「我覺得那樣是不對的,華人每天四、五點就起床工作,我們印尼人睡到七、八點才起床,他們辛勤地工作賺了錢,我們卻要去搶他們?暴動時,有朋友叫我加入,我沒有去!」

被問及當地華人與印尼人之間的問題,他有感而發地說:「印尼文化與華人文化差異很大,我們印尼人沒有存錢的觀念,賺多少花多少,而華人卻很會存錢,對待員工並不大方,薪水少、工時長,引起許多人的不平,這是我們的土地,為什麼要讓外國人當老闆?」

他在旅館值夜班,一天工作十多個鐘頭,月薪只有七、八萬盧比,當時約合台幣六百多塊。

張牙舞爪的種族宿怨

這樣一場藉種族名義而行的暴動,縱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受到波及的,卻是許多做小本生意的無辜犧牲者,只因為他們是「華人」,所以遭到池魚之殃。

三十多歲的盧業峰,原本在街角有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物,樓下經營茶店,與父親、姊姊住在樓上。九月十六日那一天,因為前兩天街上有些騷亂,他們將鐵門放下,沒做生意。沒想到中午過後,幾百個印尼人在樓下吶喊,隨及放火燒店,六十多歲的盧父在樓下睡覺,雖然被救出來,但送到醫院時卻已氣絕身亡,姊姊因驚嚇過度,至今神智恍惚;盧業峰則在火光中從二樓跳下,摔斷了腿。

事隔個把月,盧業峰晚上仍惡夢連連。他拄著拐杖、神情呆滯,我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他想了很久,才答道:「看能不能再借到錢開店。」

印尼人在華人商店的鐵門上漆著:「中國人做莊賭博,中國人該死!」而今鐵門已緊緊拉下,垃圾滿地,流浪漢在四周尋找殘餘的用物;被燒成斷牆的壁上,依稀可見當地人塗鴉的「華人是狗,滾出印尼!」張牙舞爪的字符,仍舊改變不了印尼的貧困。

我曾經在雅加達的百貨公司,與一位富有的年輕華僑婦女及她兩歲的女兒,在日本料理餐廳用餐,我們吃著飯,她的女佣看起來只有十二、三歲,安靜地坐在一旁。她向我抱怨好的女佣難請,像身旁這位成天擺著一張臉,好像在跟她生悶氣。

「我一個月給她六萬盧比(當時合台幣約五百塊),那是很好的薪水,有些人只花四、五萬盧比請佣人,尤其她這麼年輕,可以給得更少!」華僑婦人向我絮絮叨叨地說著。

我安靜地聆聽她的抱怨,瞥見餐桌上的帳單,約五、六萬一頓餐的價錢,乍然間不知該如何應對她的話題。

美國加州聖荷西大學政治系教授蕾拉•諾貝爾(Lela Noble),是研究亞洲問題的專家,分析印尼的排華暴動,認為它的本質主要是當地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當地經營小本生意的華人,因為不受保護且隨處可見,很容易成為暴徒們攻擊的目標。

政經改革有助解決對立

「許多貧窮的印尼人存有一個印象,就是富有的華人與前政府的政治機器交相勾結,還有大部分的印尼人是回教徒,而許多在印尼華人則信仰基督教,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使得彼此的認同更加不易。」

諾貝爾教授認為,要解決這場種族對立最好的方法,應是印尼政府要從政治與經濟進行改革,在政治上要開放廉潔,經濟上增進福利措施,才有可能化解印尼的動盪不安。「可是那非常不容易!」她最後為這場訪談做了註腳。

許多印尼人認為,只要能夠將華人趕走,就可以接收華人在當地掌有的資產,甚至連新就任的印尼總統──哈比比(Habibie),被問及對暴動後華人資產流向國外,以及華人出走的趨勢有何感想時,他回答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華人就算走光了,印尼也不會完蛋,他們所留下的空檔正好可以由原住民取代。」

但是,印尼人卻忽視了華人天生的經商手腕,能帶給印尼的正面影響。華人對印尼的經濟發展,大體上來說仍然是有貢獻的。一位世界銀行的高級職員曾指出,目前印尼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其實當地華人商業團體有能力帶領印尼,走出這片停滯的陰霾。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致認同,印尼回教政府應該致力於恢復當地華裔的信心。

共創均富的印尼社會

一宗事件的發生,通常是經過諸多因素與長時間醞釀的。暴動過後,全球華人同聲譴責暴動分子的殘忍惡行,但是仍然有一群人,願意暫時放下心中的悲慟,認真思考問題的根源及解決辦法。

「印尼華裔改革黨」成立於去年六月,創黨人之一的劉鵬江在記者會上陳述,他們了解華裔在動亂中,一直是代罪羔羊,主因是華裔掌控印尼的經濟。因此,他們將致力於化解外界對華裔只是經濟動物的印象,展現華裔對社會的關心,以化解這一場種族對立的紛爭。

我相信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印尼華裔,對印尼那塊土地懷抱著深厚的感情。或許,近來結合經濟危機的排華暴動是一面大警鐘,敲響了當地華人對處境的危機意識,重新思考自身的作為,若能夠善用本身的經濟實力,帶領印尼走出不景氣,參與建設一個均富的印尼社會,進而促進與當地印尼人之間的和諧關係,或許將有那麼一天,印尼人在牆壁上漆下的是這麼一句話:「華人,請你們留下!」

資料來源:取自《經典雜誌》第7期•199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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